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64（1 / 2）

果，秦军大胜，斩首24万。这次大战，双方三国，皆以举国兵力参战。同时，辅以魏韩联军的战死人数为评估参照，则秦军参战兵力，至少在40万至50万之间，魏韩两国的联军人数，至少在60万之上。总体上说，两军参战总兵力，已经超过了100万。这是战国时代第一次聚百万兵力的超大型会战。

其二，公元前262年至260年的长平大战。这次超大型会战，因秦国与赵国争夺战略要地上党郡而起。战场之广阔，从黄河北岸的河内地区，一直深入到太行山腹地的长平关谷地，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高平县谷地。这次大战，历经3年对峙，秦赵双方直接参战的总兵力，远远超过了100万。若连带计算双方的后援民力，全部战区容纳的总人数，至少在500万至600万之间。此战，赵军惨败，仅被秦军坑杀的降兵，就有40万之多。

其三，公元前284年至279年的五国破齐之战。这次破齐之战，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以燕军为轴心的五国联军，对阵齐国主力大军。第二阶段作战，是击溃齐军主力之后的攻占齐国，全部由燕军承担。我们所说的大会战，指第一阶段作战。此战，五国联军的总兵力超过了80万，齐军应战兵力则在50万上下；双方参战总兵力，已经远远超过了100万。此战结局，齐军大败溃散，导致燕军6年攻齐，几乎占领齐国全境。

其四，公元前251年，燕国集中全部兵力发动的攻赵之战。此战，燕军两路攻赵，共出动兵力60万。赵军两路应战兵力，至少在40万之上。双方总兵力，也超过了100万。此战，燕军大败。此后再无大规模攻赵战事。

其五，公元前229年，秦国发动的灭赵之战。此战，秦军以王翦为统帅，出动40余万兵力。赵军以李牧为统帅，举兵50余万应战。双方总兵力，同样超过了100万。此战结果是，双方在太行山地区的井陉关相持年余，赵军战败，赵国灭亡。

其六，公元前226年，秦国发动灭燕之战。此战，秦军仍以王翦为统帅，出兵40余万；燕国与赵国流亡政权代国结成联盟，组成了50余万联军应战。双方总兵力，接近或超过100万。此战结果，燕代联军大败，燕国实际灭亡。

其七，公元前225年，秦国发动第一次灭楚之战。此战，秦军以李信为统帅，出兵20万南下。燕军以项燕为统帅，出动40余万大军应战。双方总兵力，接近70万。此战结局，秦军大败，被楚军追击七天七夜，死伤十数万，战死七都尉。此次大会战，是秦统一中国进程中惟一一次重大失败，是山东六国末期抗秦战争的最大一次胜利，影响极大。

其八，公元前224年，秦国再次发动灭楚之战。此战，秦军以王翦为统帅，出动大军60万南下淮水流域。楚军以项燕为统帅，同样出动60余万大军应战。双方总兵力，远远超过了100万。若连带双方后援民力，淮水两岸战区容纳的涉战人数，将近或超过1000万。此战结局，双方相持一年余，楚军大败，楚国灭亡。

上述8次超大型会战，既没有包括秦军灭齐的和平迫降之战，也没有包括秦帝国建立后的两次超大型战役——30余万秦军在河套阴山地区反击匈奴的大战，50万秦军南下平定百越的分路作战。这8次大战，都是典型的战国大会战。

从总体上说，如此大规模用兵的战争，在整个人类的冷兵器时代，其余任何地区与国家都是难以望其项背的。

（3）第三个指数：战争方式的发展程度

所谓战争方式，是指特定时代军事基础手段与作战基本样式结合所形成的战争活动的特定形态。具体地说，华夏族群自从进入国家时代，战争方式的发展经过了三个大的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夏、商、周三代千余年的青铜车战时代。

战车作为一种最基本的战争手段，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夏王国时代。那时，世界各地区的国家文明还在形成发展阶段，世界大多数地区还没有迈进国家时代。当代历史研究的种种成果已经表明，那时的战争方式，基本上还是各族群之间操持各种杂乱兵器的初期混战状态。那一时期的巴比伦文明，虽然领先跨入了国家时代，已经有了人类最早的法典——《巴比伦法典》。但是，巴比伦的战争方式，却没有留下任何历史遗迹。根据其对周边文明后续影响力所带来的痕迹看，古巴比伦的战争方式并没有超时代的表现。也就是说，大体上也是操持铜兵器进行步战的方式。

中国族群则不同，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黄帝时期，就已经发明了车辆，并使车辆第一次进入了战场实用，这就是著名的战场指南车。其后，殷商时期又普及（一说发明）了牛拉车、马拉车。也就是说，中国族群在迈入国家时代的门槛之后，马拉车已经出现了。马拉车的出现，为战车的出现创造了现实条件。大禹之后，启开创建立了夏王国。国家中央政权体系中已经有了专门管理车辆制造的官员，当时称为“车正”。中国兵器史研究专家普遍认为，这时的车辆已经是战车了。

一则鲜明的历史事实是，夏启讨伐有扈氏，作《甘誓》，也就是下达战场动员令，要求每辆战车上的“车左、车右、御手”，都要恪守职责，勇敢作战，否则，要处以严刑。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史料记载的正式车战。如果说，夏初的战车作战方式仅仅是史料记载，还缺乏田野考古发掘的支持。那么，其后出土的大量殷商时期与西周时期的战车，则明确肯定了中国在夏商周三代千余年的车战方式。

自马拉战车被大规模地应用于战争，中国就进入了车战时代。

到了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周王国时代，这种车战方式已经发展到非常发达的程度了。一个基本的历史现象是，周王国中央政权的兵力编制，及其对所封诸侯国的军力编制规定，都是以兵车的数量为依据的，中央王国是万乘之国——万辆兵车，大诸侯是千乘之国——千辆兵车，小诸侯是百乘之国——。一百辆兵车。

需要说明的是，那时的兵车不是孤立的战车，而是配属一定数量步卒的一个作战单元。西周初期的军制规定，一辆战车配属步卒25名，这就是最基本的作战单元——两（辆）。这样，一个战车作战单元就是28人——战车3人（御手、车左甲士、车右甲士），步卒25人。这个作战单元的统领，是战车上的三人之一，一般而言，是车左甲士或车右甲士。车战展开的方式是所有战车单元列成有间距的庞大方阵，待统帅战车发出号令，便隆隆冲锋向前。这样整肃庞大的战争方式，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第二阶段，春秋时代的非经典车战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