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28（1 / 2）

位于今日河南荥阳东北地带）。周王室非但仍然没有问罪，反而给郑武公加了一个荣誉头衔——王室卿士，在中央政权兼了一个很重要的职务。几年后，郑武公死去，其子郑庄公继位，仍然继承了这一中央职务。这就是说，郑国两次擅自灭国，不仅获得了更多的实际利益，而且获得了一种奇特的巨大的天下声望。如此效应，天下诸侯的反应可想而知。

周平王三十二年，王族诸侯晋国发生严重的政变内乱。周王室没有任何应对举措。

周平王四十二年，宋宣公违背立嫡制度，传位给自己兄弟。周王室不见声息。

周平王四十七年，晋国再度发生政变，晋孝侯被杀，晋国大乱。周王室依然保持了沉默。

周室东迁洛阳，周平王是第一任天子，在位51年后死去了。

在这51年里，面对诸侯“擅自征伐”与诸侯国大夫们发动的多次政变，周王室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国家权力行为。《春秋》和《左传》的记事，都是从周平王四十九年，即公元前722年开始的。也就是说，此前由王室国史官员记载史实的49年里，严重违背周礼的政治事变频频发生，中央王室始终保持沉默。于是，从《春秋》、《左传》的记事开始，也就是从周平王死前两年开始，诸侯之间相互攻伐，政变内乱接踵而来，频率越来越高。从郑、卫、陈、蔡、宋、鲁等中原诸侯群相互攻伐开始，天下进入了真正的动荡时期。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任何时代，只要国家最高权力处于实质上的真空状态，就必然导致剧烈的政治争夺，进而弥漫为全社会的大争夺。这种争夺，以混乱无序的方式开始，在整个社会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又历经长时期的社会利益整合之后，才能重新创造出一种新的文明。

周平王时期，王权对社会的调控全面失效，国家最高权力已经在实质上处于了真空状态，处于了无主“财产”的境地。其结果，必然是“一兔走而众人逐之”，混乱与争夺是不可避免的。

一个历史的谜团是：东周第一任天子周平王，为何对诸侯乱象始终沉默？

周平王在位半个世纪，对天下格局几乎是完全地放任自流。最看重王权作为的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对周平王作为的记载，留下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历史天窗——无事可记的空白。这种被动，这种放任，一方面诱发了社会的普遍不满，一方面也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与变革。在整个春秋时期，民众对上天的种种诅咒，见诸《诗经》者比比皆是。实际上，这正是社会对王权无能的强烈不满。

在中国文明史上，东周中央王室的自动沦陷，是空前绝后的个例。面对公然蔑视最高权力的社会乱局，中央王权不闻不问，听之任之。这种现象，无论在此前时代，还是在其后时代，都是不可想像的。只有在这一时段，在周代社会的转折时期，独一无二地发生了。论最高领袖人物，周代国王的整体素质是相当均衡的，真正白痴低能的天子，周代几乎没有一个。即或是周厉王、周幽王那样被后世指斥的天子，甚或一直到战国最后一个周天子——在周室灭亡的时刻做了王权殉葬者的周赧王，其个人素质与政治品格，也远远高过后世任何一个亡国之君。东周的开国天子周平王，更是曾经悍然引进戎狄势力，敢于发动大规模政变战争的人物，其资质绝非寻常国君可比。

由此，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使东周王权生生忍受日渐衰亡而不能有所作为的真实原因，绝不是国王个人的软弱。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无度的政治退让呢？

3.周王权沦落的历史奥秘

王权沦落的深刻社会历史原因，只能隐藏在周人族群的价值观念体系中。

周人，是一个发端于纯正农耕经济的族群。稳健、持重、精细、求实，具有恭顺的秩序感，同时具有极其强烈的自我道德良知。这是周人的族群秉性。历史证明，在一定的高度上获得成功后，这种纯正的农耕族群，很容易趋于保守。他们习惯于恪守既定的历史传统，习惯于消极守成，不善于继续创新。这种族群秉性，是周人一切国家行为最深刻的精神根基。灭商之初，周人将殷商时代遗留的文明遗产，进行了最为精细化的全面改造，创造出了一种全面覆盖社会活动的礼治体系，确立了与夏商两代迥然不同的周代礼治文明。这一功绩，充分体现了农耕族群善于在发端阶段拓荒创造的特有秉性。应该说，这是周人最为完美的文明创造时期。

自此之后，周人进入了保守主义的守成历史。这里，值得注意的关键点，是从周人礼治文明的内涵所必然延伸出的历史逻辑。

礼治文明最实质的内涵，是以无所不包的礼仪制度为最高的社会规范，而将法制的社会作用降低到了辅助的层面。从实施意义上看，礼制体系在本质上无法具有强制性，而只能是一整套以道德的高尚性为惟一价值标准的社会规范体系。在中国传统的历史观中，周代被视为王道德治的时代。这是基于历史实质的准确评判。所谓王道，就是圣王的治世大道。所谓德治，则是王道的治世原则，是礼治的最高目标——以德望服天下。

这种德治，在对待诸侯关系上，是赏功罚过，保持公平；在对待未曾臣服的戎狄蛮夷关系上，是礼让感化当先，不轻易挑起战端；在治理社会方面，是以百姓为“刍狗”，对民众一视同仁；在对待上层贵族包括王族的内部关系上，是严格恪守宗法制，“上下不逾矩”。这种以“德治”为最高治世原则的政治文明，衍生出一个必然的实践逻辑——王室必须保持道德上的绝对制高点，天子本人必须成为德行的楷模。否则，便是“天子德衰”，便不足以使天下保持崇敬与服从。如此逻辑之下，国家本质所要求的强制性权力行为，很快便陷入了难堪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