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23（1 / 2）

，此时已经将近三百年。在如此漫长的时段里，秦人始终面临着四方面的困扰：其一，因曾经效忠殷商，秦人身负“助纣为虐”的恶名，被天下孤立。其二，在巨大压力之下，秦人族群内部不断分化，某些分支流散东方，某些分支北上，力量大为削弱。其三，秦人轴心族群僻处西陲，长期处于西部戎狄包围之中，战争不断，生存竞争极其激烈。其四，周王室始终对秦人轴心族群保持着冷漠与怀疑，即或在西周后期利用秦人反击戎狄，双方关系也是复杂而微妙的。

到周宣王后期，秦人领袖虽然因反击戎狄而擢升大夫爵位，但仍然不是拥有独立封地的诸侯国，并未获得周王室的真正信任与倚重。就其实质而言，秦人只是周王室反击戎狄的一支借用力量而已。具有如此生存阅历的秦人，此时已经发展为政治上很成熟的特大族群了。辄遇突如其来的大事，秦人领袖层不可能轻率决事，在周人未曾求救的情况下主动发兵。因为，在严酷的生存竞争中沉浮了千余年，秦人不可能不明白一个最基本的政治策略：纵然自己愿意救周，也得周王室发出明确的求救信息，事先达成某种相对明确的盟约，才能出兵。无端出兵救周，只能事与愿违。基于这一逻辑常识，我们可以断言：秦人不可能在王室没有向自己求救时主动发兵。也就是说，在镐京灾难演变的前期，在褒姒事件之前，在周王室发出明确的邀约之前，秦人不可能起兵东进。

剩余的可能性，只有前两种——周王室以什么形式直接求救于秦人。这两种可能性的差别，只是求救形式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以当时的实际条件，有两个最大的事实背景，使周王室的直接求救成为可能。其一，此前的秦人族群，已经在周宣王时代开始遵奉王命反击戎狄，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周王室对秦人的实力，尤其是秦人对西部戎狄的作战优势，是了解的。其二，周王室与秦人的沟通路径，是此前较长时期内形成的，不存在贸然探寻。

基于上述两点，周王室求救于秦人，不管是以特使的方式，还是太子宜臼或者申侯亲自前往，都有实际的可能。这里，最重要的基本点是：周王室向秦人发出了明确而直接的求救信号。因此，秦人起兵进入关中的时间，只能在褒姒事件之后的最艰危时刻。

2.秦人族群重新登上历史舞台

镐京事变，引发了意义极为深远的历史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有两方面：其一，西周灭亡，周人东迁，礼治文明开始了全面崩溃。其二，秦人族群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一个新时代拉开了历史的序幕。

关于秦人救周，《史记·秦本纪》记载的状况是：“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这说明，在整个镐京事变中扭转危局的决定因素，是秦人族群的力量。秦人族群与犬戎大军浴血奋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战胜了犬戎，挽救了周王室。

秦人东进救周，是中国早期国家时代最为重大的一个转折性事件。

但是，历史的记载却极其粗疏简单，而且颇多微妙。在《史记·周本纪》中，秦人救周被忽略不计。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也就是早期齐国史中，对这场重大事变的简单记载是：“齐庄公二十四年，犬戎杀幽王，周东徙雒。秦始列为诸侯。”在《史记·鲁周公世家》，也就是早期鲁国史中，也是同样的简单记载：“孝公二十五年，诸侯畔周，犬戎杀幽王。秦始列为诸侯。”在《史记·晋世家》，也就是晋国史中，简单的记载是：“文侯十年，周幽王无道，犬戎杀幽王，周东徙。而秦襄公始列为诸侯。”也就是说，晋、鲁、齐三大诸侯国的国史资料中，都没有留下本国在这场重大事变中的表现记录，司马迁无从依凭，只有空缺。

在当时的诸侯国国史中，秦国之外，只有《卫康叔世家》，也就是卫国国史，记载了本国的重大表现：“武公四十二年，犬戎杀周幽王，武公将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为公。”这就是说，当时最主要的相关方面——周、秦、晋、齐、鲁、郑、卫七大方面，只有秦国与卫国史料中，有关于这一重大事变的正面记载；而晋、齐、鲁、郑四国，都在国史记载中略去了三个基本事实：其一，本国是否出兵？其二，本国是否护送平王东迁？其三，略去秦人出兵作战情况而只说秦人被立为诸侯，显得极是突兀。

《周本纪》更是和稀泥，模糊化。其对镐京事变的全部记载，是这样几句话：“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显然，周王室的国史记载方式是：各个诸侯国的表现一律不提，只说王室的相关变化。

上述记载方式的背后，隐藏着这样的历史事实：凡本国有真实功绩者，本国国史一定正面记载，秦国如此，卫国也如此；本国表现不佳者，则忽略不计，晋齐鲁郑都是如此；为平衡全局而有难言之隐者，则谁也不提，只说自己变化，周王室正是如此。

历史记载的简单化与模糊化，不是司马迁的错失。因为，《史记》的诸侯史，是司马迁以该国遗留史料为蓝本写的，本国不记载，《史记》也就保持了空白。司马迁对待史实的态度，给我们保留了许多极有意义的历史信息，使我们能够看到当时社会对秦人崛起的真实心态——有意忽视，以掩盖内心的某种复杂心绪。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有意的忽视，有意的简单化与模糊化，流传于后世以及当代史家，非但没有得到澄清，相反却变成了一种十分怪异的延续。譬如，当代最为详实的一本《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对周幽王末期镐京事变的整理，同样不提秦国、卫国的出兵事件，却增加了晋国、郑国的护送东迁事件。我们相信，这种增加不是随意的，一定是有另外的史料依据的。我们要问的是：同样有依据的秦、卫出兵事件，尤其是秦人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的东进事件，为什么淡出了史学家的视野？假如没有后世对秦文明的有意贬黜，会是如此么？

后世史家有意无意的忽略，使我们丧失了许多有重大意义的文明历史信息。其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秦人作为非诸侯国的族群武装，为什么能战胜强大的犬戎骑兵？而各自具有兵车数千乘的齐、鲁、晋三大诸侯国，为什么不敢起兵与犬戎作战？

秦人的军事优势，究竟隐藏在哪里？

纯粹就战力而论，当时的秦人族群，具有两方面独特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