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13（2 / 2）

上述三方面，只是创建了新文明的标志性框架。

其余更为重要的国家制度，都在商汤立国时期相对全面地创建了出来。从总体上说，商代国家制度已经超越了夏代的粗简状态，进入了体系化阶段。对殷商非常熟悉的周公，曾对殷商遗民十分感喟地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士》的记载是：“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史记·殷本纪》的记载是：“汤，既绌夏命，还亳，作《汤诰》。”

所谓“册典”，就是表现为种种典籍的社会制度。周公的感喟，实际上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殷商制度超越了夏代“无册无典”的不稳定时期，是殷商的骄傲；二是周人要向商人学习，创造自己新的典籍制度。史学界对殷商史的研究已经表明，商代的诸侯制度、权力体制及其传承制度、贡赋制度、征兵制度、市场制度、农耕制度、车马服饰制度、墓葬制度、社会法律等，都有了大体完备的规范。惟其如此，在商王国灭亡后，周武王等反复向殷商遗臣请教治国经验，才有了《尚书》关于商人治国之道的系统陈述。

在国家形态与政治文明的意义上，最重要的是诸侯制度。

诸侯制度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就是国家体制。诸侯制度的基本面，是中央政权与诸侯国关系的制度。其中，又以规范诸侯方国的治权为核心。由于史料的粗疏缺失，我们已经很难全面具体地描述商代诸侯制度的情况了。依据种种史实，我们可以作出的基本认定是：商代王权的实力比夏王权大大增强了，诸侯国的很大一部分，都是王权直封的，而不是被迫承认的自发诸侯。同时，商王国与诸侯的关系，也已经比夏代紧密了许多，诸侯的自治权力却已经相对缩小，而商王对天下的控制权则相对稳定了许多。因为，商代六百余年，除了中后期出现的诸侯叛乱，没有发生过夏代中期那样的大族“诸侯”直接取代夏王的巨大政变。

相比夏王国，商代初期的政权体制，是一种成熟的邦联制国家体制。

盘庚迁殷后，殷商王权对诸侯的控制权有了更大发展。到殷商后期，商王对诸侯的分封与有效控制，已经基本具备了成熟国家形态的全部特征。尽管，商王国对诸侯国君的传承、兵力设置、重要官员任免、赋税缴纳等，还都没有后来周代那样的严格规范，诸侯国的自治权还相当大。但是，从总体上说，商代王权与诸侯的关系，已经很接近后来的周代状态了。也就是说，一种松散的邦联国家联盟体，已经基本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迈进到紧密邦联制时代了。否则，最后的商王纣，不可能大举讨伐东夷，并有效限制周人的发展，以至囚禁周文王。

7.商汤王国创建的早期法制体系

国家文明形态的基本面，是当时社会的法治状况。

《荀子·正名》云：“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记载了“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原本是“汤刑”法条。凡此等等都说明，商汤立国后创建了相对完整的律法，其影响一直流传至战国时代。

历史的事实表明，成汤建立的商政权，开创了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相对稳定、成熟的成文法体系。也就是说，商代的法制第一次以“册典”的形式明确下来了。尽管这些法律“册典”还只保存在官府，而不向民众公开。但是，相比于夏代尚带有浓厚不成文习惯法痕迹的粗简法律——《禹刑》，无疑是远古法治文明的一个巨大进步。

中国早期国家时代的法律，叫做“刑”。这种叫法，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

所以叫做“刑”，其实质含义，不是法律只有刑罚，而是强调法律的主要职能在于以强制性的刑罚来维护社会秩序。因为，当时不可能达到以法律形式全面规范社会生活的程度。当时的社会，对于经济行为、民事行为中的违法者，也是以刑罚处置的。在夏商周三代，还没有罚款与赔偿的经济处罚史实。譬如“弃灰于道”，原本是一种民事违法行为，可却要以砍手的刑罚治罪。也就是说，这时的“刑”，本身就是“法”的意思，“刑”是“法”的形式称谓而已。故此，成汤灭夏后创建的法律，叫做“汤刑”。

商代之法，开创了后世成文法的先河，为后来的西周、春秋、战国所仿效。

荀子曾说：“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这句话实际是说，后来的国家制定律法，大体都沿用了商代刑罚的名称。《韩非子》也曾举例说：“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可见，商代法律是很严厉的，也是相对细致的。后世的商鞅变法，也有“弃灰于道者，刑”的法条。这说明，商鞅立法的诸多根源，同样在于商代的“汤刑”。

8.殷商时代社会精神的奔放与厚重

殷商时代的历史魅力，表现在社会精神的奔放开阔与宏大厚重上。

（1）殷商时代远远浓烈于古罗马的奔放酒风

在殷商甲骨文中，已经有了农、井、麦、黍、粟、禾、米、桑、年等字，也有了酒（酉）字。这表明，当时的粮食产量已经相当丰厚，可以大量造酒了。殷商的《尚书》有《酒诰》篇，其载酒风云：“庶群自酒，腥闻自上。”《尚书·微子》又云：“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沉酗于酒。”《韩非子·说林上》记载：“纣为长夜之饮，惧以失日，问其左右，尽不知也。”《诗经·大雅·荡》云：“咨女殷商，天不湎尔以酒……靡明靡晦……俾昼作夜。”凡此等等记载，都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殷商时代的饮酒之风非常浓烈，非常普遍。

商代的奢靡酒风，是商文明的一个风格标志。

盘庚迁殷之后的将近三百年，商人的综合经济得到了更为均衡的充分发展。农耕发达，畜牧发达，商贸发达，渔猎发达，手工业发达，产品空前丰富，可供交换的剩余物品大大增加。因此，商代后期三百年，出现了早期国家第一次社会性的奢靡之风。这种奢靡之风打在历史上的印记，是许许多多关于商人酒风之盛的记载。

商人的酒风之盛，是全社会性的，而不仅仅是商王室与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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