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八零章 逆天(中)（1 / 2）

.金銮殿前，一场史上罕见的大政变瞬息发生。高拱狼狈万端，所有官员震惊无比，都以为是胜利者的，却反胜为败，都是为必败无疑的，却反败为胜。许多人还如坠梦里，难以断定刚刚发生的一切，到底是真是幻。

但有一个人，保持了绝对的清醒，他上前一步，在众目睽睽之下，拉住了传旨太监的袖子。

“沈阁老，你这是干什么？”赵成一阵心慌道。

“我要面圣，请赵公公代为通禀。”沈默沉声道

“面……面圣？”赵成先是一惊，旋即色厉内茬道：“你，你要抗旨不从么？”

“本官当然不敢。”沈默摇摇头，一宇一句道：“但首辅的去留，乃是国之大事。现在既没有百官弹劾，彰明其大罪大过。也没有让他上疏自辩，使天下人心服口服，就这样用中旨罢龘免，难免会招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还是让我代表百官见见皇上，问清楚确实是圣意，再领旨不迟。”沈默的声音不大，却震得所有人耳朵嗡囔直响！疯了疯了，首辅当场被秒杀，次辅竟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抗旨不遵，天下还有比这更耸人听闻的事情么？

“沈老先生，您莫非是烧糊涂了吧？”赵成膛目冉舌道：“这可是圣旨，圣旨自然就是圣意啊！”

“问题就在这道旨意上，它的内容自相矛盾，让人吃不准。”沈默却不为所动，举起手中的黄绫，自顾自道：“正如这上面所言，先帝弥留之际，拉着高阁老的手，以天下托付。自然是无比认可高老之忠诚。圣人云，‘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当今皇上虽尚冲龄，但仁孝之名已经传遍天下。怎么可能在刚刚登极才六天，先帝尸骨未寒之际，就断定先帝托付天下之人不忠？这不是在说先帝没有知人之明吗？所以说这道旨意出自皇上，我不敢相信！”

“皇上还小哩，自有两宫做主！”赵成已经是汗如浆下，这可大大偏离了剧本，他这个小角色，咋知道如何往下演？

“住口，不许污蔑两宫！”沈默还没开口，他身后一人先暴起了，竟然是国子监祭酒徐渭。徐胖子须发皆张，满面怒容，戟指着对方道：“国朝二百年，最忌讳的便是后宫干政。二位娘娘谨守法度，从不过问政事。她们怎么可能公然违反祖宗家法，把手伸到外廷来，而且一上来就拿掉先帝的托孤之臣？我大明有过这样的先例！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在捣鬼，不问清楚了能行么？！”

“那你们等着，奴婢去请示一下……”见大九卿也愤而发难，赵成彻底顶不住了，连滚带爬的窜回了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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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成离开后，广场上的百官再也压抑不住，开始嘁嘁喳喳、交头接耳起来……之前他们完全被皇威震慑住，被堂堂首辅遽然从权力巅峰跌落而惊吓到，全都噤若寒蝉，不敢吭声。但次辅大人挺身而出、坚持原则，一定要符合程序，才答应接旨。把一件所有人看来，已经覆水难收的事情，硬生生中止住……虽然看起乘，这番行为更像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让人看不到成功的希望。但这一停顿，那在特定环境、特定状态下，产生的皇权威压也蘧然而去。压在百官心头的大石松动了，他们开始恢复了正常的思维，对方才发生的事情，小声交换着自己的看法。

这不议论不要紧，一议论吓一跳，方才发生了什么？一道中旨，就把当朝宰相，首席顾命大臣给毫不留情，彻底的开除了。

但这道中旨真的是皇上的意思么，当然不是，皇上才十岁不到呢，那么是两宫的意思？这个不好说，但就像国子监祭酒徐渭所言，两宫娘娘深居禁宫，对外面的事情了解多少？还不全听冯保的！

对，就是冯保！这道旨意，肯定就是出自冯保！对于先帝驾崩至今，这十几天发生的事情，京官们自然耳熟能详，更不用说这两日，为了弹劾冯保，言官们大发揭帖，上下串联，早将冯保的恶行公诸于众了……其中不就是有矫诏这条么？认定了这一切是那个死太监所为，百官顿时无比愤怒，无比恐惧一一堂堂内阁首辅、首席顾命，第一大臣，功勋卓著、廉洁奉公、不党不群、忠勉无双的高阁老，在没有犯任何错误的情况下，竟然被一个太监用中旨罢龘免！这是何等的筐人听闻，何等的荒谬绝伦？！当年臭名昭著的王振和刘谨也不敢干的事情。如果让他得逞的话，那么满朝诸公，还有哪一个不是他能随意罢龘免的呢？

难道比刘谨时期还要黑暗的时代，就要降临了么？似乎是一定的，要知道，当年武宗登极时，好歹已经十五岁了，而今上才州州十岁，这五年的差距，很有可能就是冯保比刘谨多作恶的五年。在场的衮衮诸公，有几个能熬得住？一和强烈的厌恶和抗拒情绪，急速的在百官心中发酵、膨胀，让所有人呼吸变粗，心跳加速，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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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沈默一直压抑着自己的力量，背负着‘缩头乌龟’的指责，一直苦苦等待的裂变时刻啊！

为这一刻，他等了足足十年！但，已经比他预想的要早了……

兵法上讲天时地利人和，要想成大事，也一样离不开着三样，要想开创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求就更苛刻了。至少要有千年一遇的绝佳契机，各种有利条件样样皆备，而各种不利因素，则要正处在最弱的时期。如此才有可能，让历史这辆有强大的惯性列车，稍稍改变一下它的轨迹。

‘君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口号，足足喊了千年。然而皇权，以及其衍生出的宦官，对臣权的肆意欺凌，其实一刻也没有停止。自然的，臣权与皇权的斗争，也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自本朝永乐后，在大臣的挤压下，皇帝渐渐离开朝堂，不再讨问具体政务，而只握有最后的否决权，与大臣的斗争也交给了宦官。之后百余年，总体是一个臣权上升，君权下降的过程，直到嘉靖初年达到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