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镛说贼记（2 / 2）

5。

陈庆镛看得出，这二位好汉并非一般草寇，而是深明民族大义的义士，估计是因环境所迫，才揭竿而起的。自然，他们效仿梁山好汉，这其间也有大王、军师，也有一百单八将。陈庆镛最想说的是，期望他们早日归顺朝廷，为国家效力。

而二位好汉却说：“我们只效仿宋公明‘替天行道’，绝不效仿他归顺朝廷！陈先生不是不知，当今清廷，屈服于洋夷而置民众于水火，这样的朝廷已是朽木了，还投诚它何用？不如找个贤主，取而代之，方能制服洋夷，解救民众于水火！”

陈庆镛一听，慌忙摆手说道：“二位言过也，二位言过也！当今圣上虽然年迈，却也是兼听的名君，虽然某些政见常有不同，却非两位所说的昏聩之君。得失只是个人间的小事，若与整个国家相比，那可就是大事了，我等怎么可以因小失大呢？”

却听那军师又说：“先生也是一位直臣廉士，若按先生所说，当今皇上是圣明的，你却为何又会落到此等地步？不是我等直言，倒请先生三思了！”

那大王直爽，更是不禁脱口说道：“先生，不如与我们一同落草，我这大王之位让给先生坐上一坐，咱们一起杀贪官，杀洋鬼子，替天行道！”

“不可不可！”这话陈庆镛自然听不下去，他好歹也算一代大儒，只有他教导别人忠君之份，哪有别人教他落草之事？只听他又说道：“自古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这话二位可有听说过？”但见二位山大王点头，陈庆镛又继续说道：“身为大清子民，我等只有尽忠朝廷，尽忠皇上，才能团结民众，国富民强。有道是‘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别说这一点小委曲，就算这一百多斤扔了，也是生为大清人，死为大清鬼，哪还敢作乱犯上？此等话二位切莫说了，老夫想都不敢想的！”

看看矛盾出来，倒是军师聪明，知道大王把话说得唐突了。他把话锋一转，又问起了陈庆镛，说道：“在下不才，有一事烦请先生示教：当今天下的态势如何？四方洋夷作乱何时可休，如何抑之呢？”

说起这些，陈庆镛的话可就多了。他说：“我怏怏华厦，洋夷犯边，群贼四起，大清朝廷若不改革政治，是以危及也！”

他呷了一口酒，话就止不住了，开始大谈他的政治主张。那过往之事，更是如数家珍地抛出来，使得二位草莽放下酒杯，用眼睛盯着他，似乎要一口气听完！

只说道光十六年四月，陈庆镛和黄爵滋等42名地位不高的南方籍京官，在北京的陶然亭举行了一次“春禊”原先这“春禊”也只是一般的文人集会而已，其性质就和“诗友会”“文友会”差不多，从来不与政治关联。

但此次集会，他们竟然提出了有关禁烟抗英及改革吏治的政治主张，一次文人聚会，集成了一起政治活动，是令谁都意想不到的。然而，尽管他们高亢激昂，提出的政治主张也合乎于实际，但却因官位低微，末被当局采纳而搁浅。但是，这次“春禊”却体现了陈庆镛等人忧国忧民之心和卓有远见的政治思想！

陈庆镛历来主张“以夷制夷”就是利用洋人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及洋人与洋人之间的矛盾，对其侵略战争进行分化与瓦解。取之长，击之短，以达强化自我之目的。

鸦片战争爆发后，由于清政府软弱无能，很快就以失败告终，琦善等人在南京与英帝国签订了第一个中国历史上不平等的条约——南京条约。是时，陈庆镛已官至御史，他愤而上书认真训练水师策和海疆防堵疏等奏章，但均被清朝政府束之高阁。虽然此事给陈庆镛的打击极大，但并未动摇他忠君爱国的思想。

当然，在二位草莽眼里，陈庆镛的想法，并不是不可行的。但他的政见，在儒家忠君思想的笼罩下，在当时社会制度的局限下，都是软弱无力的。陈庆镛一时并未看清整个世界的局势和清廷的现状，想通过几折奏章或一纸书文来改变这个世界，似乎很是牵强。然而，这种思想在晚清，却是大有市场的。附和跟风者有之，期望实现者有之，而想利用这种观点平步青云者，亦有之。

这其中，包括林则徐晚期的政治思想，也是落入俗套。更多的是天真浪漫和明哲保身的政治手段，真正能派上用场的不多。甚至于康有为的变法，也是换汤不换药。

很多时人在当年传统思想的束缚下，并不知道晚清和中国的命运。除了彻底改变，除了不断抗争——甚至是以卵击石的抗争，以唤起民众，光靠几个主张，几本奏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在冷热兵器交换的时代，落后者除了前赴后继，除了以血肉之躯唤醒麻醉民众的思想，从而奋发图强之外——只剩下彻底的死亡和苟且偷生的结局。

所以，草莽或许没有多少文化，但他们却有一种直觉。他们可能非常佩服陈庆镛的胆识和学问，却无法理解和认同他的救世观点！

但二位草莽还是频频向陈庆镛举杯，不时地赞誉他那顺手掂来、出口成章的口才和满腹经纶、博古通今的文采。是的，陈庆镛可不是一般的文人，就连当今皇上，也让他奏得“收回成命”更何况那两个草莽之士？一席话间，真是让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只有点头额首之份，哪有插话或与之讨伐的本事？

6。

酒话间，那军师又问起当年是如何直谏道光皇帝的，又是如何让他“收回成命”的！说起这事，陈庆镛更是口若悬河，眉色飞舞！

原来，南京条约签订之后，激起国人的义愤，琦善等人被拘，余步云伏斩。

然道光二十三年，皇帝又想重新起用曾被革职的琦善、奕山、奕经、牛鉴、文蔚等卖国贼，陈庆镛在无人敢言的情况下，毅然愤书申明刑赏疏，使得道光皇帝不得不放下皇族尊严，谕曰：“朕无知人之明，以致琦善、奕经、文蔚诸人丧师失律，惟有反躬自责，不欲诿罪臣工。今该御史请收回成命，朕非文过饰非之君，岂肯回护？”终于革了琦善等人的官职，令其闭门思过。

陈庆镛说到此处，三人都有大快人心之悦，更是惹来二位草莽又是一番敬酒。三杯下肚之后，大家似乎都有些微醉了。不难想象，对于两个不见经传的草莽来说，陈庆镛的大胆豪情及不顾个人安危的爱国爱民之情，确实让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自古以来，武夫不惜性命，保家卫国，堪称“忠勇”也；而文臣在朝，亦可不顾身家性命，敢于纳言直谏，那也是一场不愧于武夫的战场，一条政见若是说对了，换来的则是不流血和少流血的胜利，其可谓比战场争战，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二人边听边点头晃脑，不断举杯向陈庆镛表示敬意，三人越喝越沉，越醉时言语越多。但是，在他们三人之间，可能谁也不曾想到，这南京条约是谁授意签订的？琦善有那么大的胆量和权力吗？道光皇帝又为何在短短三个月之后，又要起用琦善等人呢？其意图不言而喻！而道光皇帝为何才起重新任用之念头，又因陈庆镛的一纸奏折而“收回成命”呢？看来，这事并不像史书上记载的那么简单！

说来说去，这道光皇帝并不是一个庸人，而是一个老谋深算、满脑子政治手腕之人，他只是唱了一出戏，给天下的老百姓看看而已！至于陈庆镛，琦善、奕山、奕经、牛鉴、文蔚等人，都只是这出戏中，一粒听任摆布的棋子！清廷如此，岂能不败？

但此时的陈庆镛，却乐意接受这份荣耀，也乐意接受二位草莽的崇敬。他一边喝酒，一边讲着他的故事，虽然有些醉意，却无半点骄矜，反倒是心中的义愤不断升级，到头来，他对皇上和朝廷，依然不存在半句怨言，更别说是有些许触犯。

三人继续喝酒，至醉时，已然忘记斯文。草莽本来就是草莽，文人最终也成草莽。陈庆镛一边喝酒，一边一字不差地背起了申明刑赏疏：

“行政之要，莫大于刑赏。刑赏之权，操之于君，喻之于民，所以示天下之大公也。大学论平天下之道，在于絜矩。矩者何，民之好恶是已。

海疆多事以来，自总督、将军以至州县丞倅，禽骇兽奔。皇上赫然震怒，失律之罪，法有莫逭。于是辱国之将军奕山、奕经，参赞文蔚，总督牛鉴，提督余步云，先后就逮，步云伏法。血气之伦，罔不拊手称快，谓国法前虽未伸于琦善，今犹伸于余步云。乃未几起琦善为叶尔羌帮办大臣。邸报既传，人情震骇，犹解之曰：‘古圣王之待罪人，有投四裔以御魑魅者。’皇上之于琦善，殆其类是，而今且以三品顶戴用为热河都统矣，且用奕经为叶尔羌帮办大臣，文蔚为古城领队大臣矣。

琦善于战事方始，首先示弱，以惰军心，海内糜烂，至于此极。既罢斥终身不齿，犹恐不足餍民心而作士气。奕经之罪，虽较琦善稍减，文蔚之罪，较奕经又减。然皇上命将出师，若何慎重。奕经顿兵半载，曾未身历行间，骋其虑骄之气，自诡一鼓而复三城；卒之机事不密，贻笑敌人，覆军杀将，一败不支。此不待别科骚扰供亿、招权纳贿之罪，而已不可胜诛。

臣亦知奕经为高宗纯皇帝之裔，皇上亲亲睦族，不忍遽加显戮。然即幸邀宽典，亦当禁锢终身，无为天潢宗室羞，岂图收禁未及三月，辄复弃瑕录用？且此数人者，皇上特未知其见恶于民之深耳。倘俯采舆论，孰不切齿琦善为罪魁，谁不疾首于奕山、奕经、牛鉴、文蔚，而以为投畀之不容缓？此非臣一人之私言也。

侧闻琦善意侈体汰，跋扈如常，叶尔羌之行，本属怏怏；今果未及出关，即蒙召还。热河密迩神京，有识无识，莫不抚膺太息，以为皇上乡用琦善之意，尚不止此。万一有事，则荧惑圣聪者，必仍系斯人。

履霜坚冰，深可懔惧。顷者御试翰詹，以‘烹阿封即墨’命题，而今兹刑赏顾如此，臣未知皇上所谓阿者何人？即墨者何人？假如圣意高深，偶或差忒，而以即墨为阿，阿为即墨，将毋誉之毁之者有以淆乱是非耶？

所望皇上立奋天威，收回成命，体大学絜矩之旨，鉴盈廷毁誉之真，国法稍伸，民心可慰。

陈庆镛一口气把申明刑赏疏背完，唬得二位义士频频点头额首，又是一番敬酒。一起说道：“若当今朝廷都如陈御史，我等何至落草于此！”

7。

次日，二位草莽亲送陈庆镛下山，并为兄弟伙计备了不少路上急需用品，让陈庆镛一行人十分感动。临行时，陈庆镛不忘劝诫二位草莽：大清盛世，应及时归附朝廷，一起抗击洋夷，不可助贼兴乱。二人只是微笑拱手，并未作答。

不知又过了多少时日，一路上风餐露宿，辛苦异常，陈庆镛一行人风尘仆仆赶回泉州老家。因他名声在外，也有不少乡贤朋友，前来迎接，询问路上之辛劳。

陈庆镛也不隐瞒，一并说了。当说到路遇盗匪时，他略去大部分章节，只故作镇静地说道：“我啊，从容不惧，与那些盗贼说‘本人为官十三载，从来两袖清风，哪有什么钱财？这十几车书你们拿去看吧，或许能帮你们洗心革面，老夫奉送也！’”陈庆镛说完哈哈大笑，显得轻松自若，慷慨激昂，倒把那些故友乡贤，惊出一身冷汗。

陈庆镛的家在泉州西门外塔后村，这里，有一所他为官后修建的、具有闽南传统特色的古大厝。这栋古大厝并不是很大，也就四、五百平米的样子，装修上亦显得简朴低调，与一般民宅并无差别。从古大厝上看，可以见得陈庆镛清廉简朴，高风亮节。

回泉州之后，陈庆镛并没有闲下来，他四处联络，置办学校，教书育人。因其书多人多，学生也多，后又在其大厝左后方，修建了几间书房。原先书房前面，有一个大池塘，历经190年之后的今天，池塘不知何时被填没了，至今只现一片空地。书房前有一棵老树，据说是陈庆镛当年种下的，因无人解说，故也不敢确证。只是感觉那株古树，甚是苍老，似乎见过陈庆镛，能说起几段与陈庆镛相关的往事。

书房的木门之上，有一把大锁，紧紧地锁住了岁月。似乎隐约之间，想起了陈庆镛被贬回乡，那兢兢业业忙碌办学的身影。从书房的砖窗外面，似乎也可以看到陈庆镛夜读时的灯光和他不知疲惫的身影。甚至，我们还可以偶尔听到他兴奋时，朗朗的吟诗声；以及他愤慨激昂时，为社稷为民众奔走呼号的声音。

其时，陈庆镛在泉州创办了“清源书院”又到厦门的“玉屏书院”去讲学。道光年间，由于内外交困，百姓的生活颠沛流离，民间出现了不少弃婴。陈庆镛心生怜悯，在安海倡办了一所“育婴院”这是泉州近代史上最早的慈善机构。并在“育婴院”的基础上，开办了工读学校，主张：“既要收养弃婴，还当具培育之责。”他用其一生的体会，倡导并践行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并亲笔喻书于纸，雕刻于碑。

很快，陈庆镛的儒家风骨，便随他的教书育人，大办慈善而享誉四方。但是，这并不是陈庆镛最终的理想。他仍期待有朝一日，天子皇恩浩荡，让他重回京都，为皇上，为大清朝廷，为天下受苦受难的黎民百姓，再尽绵薄之力。

终于，这个机会来了。道光三十年（1850年）一月，咸丰皇帝即位之后，受林则徐和大学士朱凤标的推荐，陈庆镛被重新起用了。咸丰皇帝复授他为御史补江西道监察，后又将他调任陕西道监察御史。其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已袭卷了大半个中国，攻陷南京，并定都南京改南京为“天京”其声势之浩大，引起各地会党纷纷响应，清朝政府在人民起义军的浪潮下，已是风雨飘摇了。

咸丰三年(1853年)，福建永春林俊红钱会起义，厦门、同安、海澄一带黄位、黄德美小刀会起义，惠安邱二娘起义，莆田、仙游乌白旗起义，一时间，整个闽南地区也是烽烟群起，并向四方漫延燃烧。是时，陈庆镛向咸丰皇帝请辞回乡，受命于泉州督办团练，与起义军对抗。

还别说陈庆镛是一介书生，职任御史，但在治理地方和领兵平叛这一方面，却是愣有一手的。一方面，他使用强硬的武力征剿，迫使群雄屈服；另一方面，他又搬出和善的安抚手段，即使民心归顺。只这“一剿”和“一安”两手一起抓，很快，一大部分起义军便被消灭殆尽了。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惠安首领邱二娘被俘，陈庆镛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在泉州南校场将邱二娘处以“剐刑”

咸丰七年(1857年)四月十四日，永春义军领袖林俊率领红钱会起义军，联合莆田、仙游乌白旗起义军进攻泉州城，守城的官兵纷纷逃窜。陈庆镛联合官府并各乡兵勇团练，将林俊起义军一举镇压了。后来，他又进一步分化、瓦解了其它起义军。

终于，闽南泉州的烽烟归于沉寂，陈庆镛也因其剿匪有功，受赐花翎。

然在此时，当朝廷想再度起用于他，让他当候选道员时，他却于咸丰八年(1858年)八月三日，病逝于泉州团练公所，享年六十有三（闽南传统算法六十四）岁。

无可否认，腐败的清王朝在这些老臣的匡扶下，又苟延残喘了数十年！

后记

陈庆镛是位博学多才的儒家学者，生平著就了籀经堂类稿、齐候罍铭通释。他以程朱理学的言行作为道德规范和行为准绳，并以汉儒严谨朴质的精神治学，以期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目标。或许在他的人生理想中，也只能做到了“修身齐家”但若论到“治国平天下”却也是十分牵强的。

而清王朝却没有那么幸运，它在1911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从此，中国只有人民，不再有君主。

陈庆镛后来又作了三家诗考、说文释文校本、古籀考、榖梁通释等书。但遗憾的是，这些书都只是一些书稿，并未刊发。

陈庆镛死后，葬于北峰区塔后村福安宫口，虽赐御葬，并不豪华。其妻死后葬于佛迹山，后因发现有蚂蚁侵扰，乃合迁葬于福安宫口。之后，因北峰中学扩建，迁至塔后村后山的一片龙眼林中。坐东朝西，正前方是清源山北侧的将军山。

至于那两位草莽英雄，既是草莽，便也无须姓名。他们大多没有读过多少书，后来身在何处，去了何方，也未可知！有人说他们参加了太平军，也有人说他们后来去闹义和团杀洋鬼子。总之，他们只是一伙“盗亦有道”的封建社会下层武装，不管他们最终的结局会不会像邱二娘那样，他们与陈庆镛的思想，估计不会是一个立场上的！

而陈庆镛在泉州南校场上，将邱二娘处以“剐刑”时，是否会想起那伙没杀他的盗贼？是否会想起“盗亦有道”那句古训？是否会思考，盗从何来，又往何去？

是的，陈庆镛毕竟只是一代儒者，有其士大夫的忠君思想和永远无法改变的阶级立场。倘若他被贬回乡之后，能够一心从事教育而不谋求再度入朝参政，则可以少去许多事非，留下千古传唱的直谏美名。但历史总有无法改变的事实，它不是写给当事人看的，而是写给后来者看的！

陈庆镛倾注一生最为崇尚的“实事求是”精神，后来在神州大地上，得以广泛弘扬，并成为现代中国的治政纲领。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引用了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之词，并加以解说，率先在党内提倡“实事求是”的精神，号召大家一起学习并践行，引起极大反响。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从此“实事求是”成了检验一个政党、一个团队及一切个人行为的最新准则，在中国大地上广为开展。

陈庆镛决非俗人，作为晚清有名的直谏御史，能够提出这样的口号并引于修身，足见其博古通今，具有很强的先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