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第6部_第十章 千古,唯此一人（1 / 2）

爱与恨的边缘

万历五年（1577）的夺情事件结束了，张居正获得了彻底的胜利。事实证明，以眼前这些小喽啰的实力，是动不了张大哥分毫的。自打严嵩、徐阶、高拱这批高水平选手退役后，江湖人才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张居正对此有着十分清醒地认识，所以他越发有恃无恐，推行自己的政令，谁不听话就灭了谁。自从赶走高拱后，内阁中只剩他一人，为体现民主风格，他又陆续提拔几人入阁，先是吕调阳，然后是张四维、马自强、申时行。当然了，这几位仁兄虽然籍贯不同、爱好不同、高矮胖瘦长相各异，但对于张居正而言，他们是同一类人——跑腿的，有着共同的优点——听话。

但后来的事实发展证明，对于这四个人，他还是看走了眼，至少看错了一个。

除了工作上独断专行外，张居正还常常对人说这样一句话：我非相。

这句话看上去十分谦虚，表明我张居正不是宰相。但很不幸的是，这句谦虚的话还有下半句：乃摄也。

综合起来，这就是一句惊天地泣鬼神的话：

我不是宰相，而是摄政。

所谓摄政，就是代替皇帝行使职权的人。对张居正而言，宰相已经是小儿科了，只有摄政才够风光。一个平民竟然如此风光，如果当年废除宰相的朱元璋泉下有知，恐怕会气得活过来。

但张居正明显是不怕诈尸的，他受之无愧，并在家里挂上了这样一副对联：

日月共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仰太岳相公。

这副对联用黄金打造，十分气派，但要换在以前，这是个要人命的东西。因为所谓太岳，就是张居正的字，而众所周知，对联的下半句要高于上半句，如此一来，张居正就比皇帝更牛了。

而牛人张居正非但没有拒收，还堂而皇之地裱起来，就差贴在门口当春联用了。

但一个人天下无敌太久，老天爷也会不满的，毕竟他老人家喜欢热闹。于是在冥冥之中，他给张居正找来了两个敌人，一个是他的上级，一个是他的下属。

张居正的上级，就是皇帝。综合说来，这是一个由爱生恨的故事。

万历皇帝朱翊钧，嘉靖四十二年（1563）出生，是隆庆皇帝的第三个儿子。这位仁兄运气很好，六岁就立了太子，四年后又死了爹，直接当了皇帝，比起他那位连个太子名分都没有、提心吊胆当了三十多年王爷的爹来，强得不是一星半点儿。

参考消息

马屁对联

这幅马屁对联，是一个名叫邱岳的小官员专程奉上的。对联送到太岳大人家里没多久，邱岳就荣升了。后来张居正有三个儿子在科举中金榜题名，其中三儿子张懋修还捧回了一个状元。于是又有人送了一副对联：“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高日月；状元榜眼，二男登两第，学冠天人”。张居正很满意，于是备酒席请客。酒喝到一半，有好事的言官递上一首讽刺小诗，张居正一看气得不行：“老牛舐犊，爱子谁无？野鸟为鸾，欺君特甚！”

而如果仔细分析他的童年档案，你就会发现，这位被誉为“明代第一懒人”的皇帝，实际上曾是一个无比机智勤奋的人。

万历是个很聪明的孩子，认字很早，而且很懂事。虽然不用他帮家里做饭，打洗脚水，但他也知道父亲死得早，母亲一个人不容易，要想维持住这个家，就得靠张先生。

这是他的母亲告诉他的，在近十年的时间里，他对此深信不疑。

他和张先生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父亲刚死的时候。他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十分危急的时刻，万恶的高老头（高拱同志）欺负他年纪小，他妈又是个寡妇，准备把他的皇位夺走，让他下岗走人。关键时刻，张先生出现了，这位盖世英雄拯救了他们母子，并赶走了邪恶的高老头，在伟大的张先生地帮助下，好人战胜了坏人，世界再次恢复了和平。

这大概就是万历对张居正的第一印象，而此后母亲的种种言行也加深了他对张先生的好感。

由于父亲死得早，他的小学教育基本上是由张居正完成的。这位首辅大人可谓多才多艺，除了处理政务外，对他的学习也丝毫不放松，闲来无事还编了一本书，叫做《帝鉴图说》。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今天搞一个优秀少儿图书评选，这本书绝对可以名列前茅。在书中，张居正特意挑选了一百一十七个历史事件，其中好事八十一件，坏事三十六件，每件事情都配有插图，类似于小人书，讲明白为什么好，为什么坏，相信只要不是白痴，就一定能看得懂。

为了贯彻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张居正确实下了很大工夫。他不但编了书，还每天跑来给小皇帝讲故事，指着书上的插图，告诉万历，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

万历的童年就是这样度过的，对这个既帮自己干活，又给自己讲故事的张先生，他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甚至于每次张居正上朝时站在他的面前，他都觉得过意不去：张先生站着，我怎么好意思坐着？

问题在于皇帝没法站着上朝，于是他给了张居正一个特殊待遇，每到夏天热时，张居正的身边就站着两人，专门给他扇扇子；冬天冷时，张居正的脚底下总有一块铺好的毡布（当然，别人是没有的）。当旁边的诸位同僚擦汗、打哆嗦时，张先生这里却是气定神闲，搞得大家总仰天长叹，人和人就是不一样啊。

万历皇帝课程表

在万历看来，张居正是一个类似父亲的人。

而那位在一旁煽风点火、引导万历的李贵妃（现在是太后了），对张居正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动机。

李太后是一个不寻常的女人，她籍贯山西，出身低微，家里原来虽做过小生意，也无非是混碗饭吃，幸好长得漂亮，被皇帝选中，还生了个儿子。估计她从小经常逛集贸市场，讨价还价，社会经验丰富，所以在宫中很会来事，人缘也好，这才开始发达起来。但后来的事情发展证明，她的本性始终未曾变过——生意人。

从看到张居正的第一眼起，李太后就意识到，这是一个极有利用价值的人，不但能谋善断，而且政务能力极强，加上她的丈夫隆庆皇帝为人老实、胆小怕事不说，还是个老病号，哪天脚一蹬就咽了气，那都是说不准的事情。

虽说李太后精明强干，也有一定的政治野心，但她很清楚，中国很广阔，事情很复杂，像收税、打仗、城管、救灾之类的事，自己是搞不定的，只能依靠大臣去办。换句话说，她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从这一点看，她比后来的那位慈大妈（慈禧）不知要强多少倍。

关于后宫参政问题的调研

这是个十分有趣的问题，综观整个明代，什么事情都有，太监专权，大臣独裁，可偏偏老婆（后宫）参政的问题并不多见，什么女主当国、垂帘听政，压根儿就没有市场。看上去很让人费解，但只要略为分析，就会发现，其实原因十分简单。

先介绍一下相关知识。要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女性参政折腾事的并不少见，但折腾出好结果的却并不多见，像慈禧这类的二杆子倒有不少。讲到这里，也请诸位女性同胞切莫动武，容俺说完。

女性在从政方面之所以比男性困难，说到底是个生理结构问题。政治问题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问题，需要极大的理性，但女性情感丰富，很多事情上往往会跟着感觉走。比如慈禧大妈，开始知道光绪改革，还比较支持，但一听说改革要革自己，就把人给废了。这还在其次，关键在于她明明知道大清国快完蛋了，不改革不行，只为了吐口恶气，把维新派的那一套也给废了，实在太不理智。

当年秦穆公的儿子恨透了商鞅，等老爹一死就找来几匹马把他给分了（五马分尸，学名车裂），但分尸归分尸，商鞅的那一套他还是照着用，一点儿不耽误，相比而言，慈大妈的档次实在差得太远。

到后来，慈大妈因为洋人不准她废掉光绪，且一直指手画脚，一怒之下，就去利用义和团，把那一帮大师兄、二师兄都请到京城，估计是戏看多了，什么刀枪不入的鬼话都相信，还公然向全世界列强宣战（早干吗去了），也不派兵出国，唯一的军事行动就是攻打各国使馆。就那么高几层楼，对方撑死也就上百人，清兵围，义和团围，十天半个月打不进去，等到人家一派兵又慌了，赶紧撤除包围，还往使馆里送西瓜，被人赶到西边，一路上吃尽了苦受尽了累，回来却又十分大度，表示愿意以举国之力，结列强之欢心。

说起这位慈大妈，真是一声叹息，不知从何讲起。国家被她搞得一团糨糊，乱象丛生。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慈大妈感情太丰富，不按常理出牌，虽说工于心计，也只能玩玩权谋，整死几个亲王，过过舒坦日子，让她治国安邦，那是没有指望的。

当然了，成功的例子也是有的，比如伟大的武则天女士，一步一个脚印，从宫女到皇后，再到皇帝，但凡敢挡路的，全部干掉，连儿子也不例外，看似和慈禧没什么区别，但她在历史上的名声比慈禧实在好得太多。

因为当慈禧看戏的时候，武则天在看公文；慈禧在吃几百道菜的时候，武则天连晚饭都顾不上。自执政以来，她始终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松懈。她很清楚，作为一个政治家，除了得到，还必须付出。

所以慈禧只是个阴谋家，武则天是政治家。阴谋家只能整人，政治家除了整人外，还要整国家。

而李太后就不同了，她既不是阴谋家，更不是政治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个维持家庭的家庭主妇。

历朝历代，之所以老婆干政频繁出现，说到底还是因为皇帝权力大，用历史术语讲，这叫后权源自皇权，一旦皇帝死了，儿子又小，老婆想不掌权都不行。可在明代，皇帝本人就没什么权，隆庆皇帝干了五六年，有一多半时间在挨骂，想买点儿珠宝首饰，户部还不给钱，过得非常之窝囊。面对这种局面，想把日子过下去，也就只能依靠张居正了。

而且张居正这个人除了工作出色外，长得也帅，当然这个帅的定义和今天不同。在明代，有一把大胡子是帅哥的第一特征（络腮胡子不算，那是土匪特征），最符合标准的，是关公的那一种，随风飘扬，不但美观，蘸点儿墨水就能写字，也很实用。张居正五官端正不说，还有一把这样的胡子，又有能力又有相貌，李太后要不喜欢他，那就真没天理了。

所以虽然这对母子的阅历和动机不同，但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那就是张先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必须依靠他——至少目前是这样。

对这对孤儿寡母的心思，张居正十分明白。对李太后，他礼敬有加，给足面子，毕竟这人也算自己的上级；但对万历，态度就完全不同了，张先生似乎完全不把皇帝当干部，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训就怎么训，比爹还爹。

最骇人听闻的一件事情，是在万历读书的时候发生的。那时万历正在读《论语》，张居正站在一边听，读到其中一句“色勃如也”的时候，小朋友一时大意，认了个白字，把“勃”读成了“背”音。

这实在不是个大事，可万历刚刚读完，就听得身旁一声大吼：

“这字应该读‘勃’！”

如果你今天在学校里读错字，被人这么吼一句，也会不高兴，估计个把性格型的还会回一句：老子就爱读“背”，你怎么着？

但当时的万历，至高无上的皇帝大人却没有回嘴，不但没有回嘴，还吓得发抖，赶紧修正，相信这句话他一辈子也不会再读错了。

在封建社会，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张居正的行为都是大逆不道，拉出去剐一千遍都不过分。连孩子他亲爹都没这么训过，张先生竟敢如此放肆，真是欺负朱重八不在了。

但张居正之所以有如此举动，绝不是为了耍威风，只是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梦想。

三十年前，当他刚刚进入朝廷时，坐在皇位上的是嘉靖，这位极难伺候的仁兄让张先生吃尽了苦头，前后躲闪，左右逢迎，历经千辛万苦才把他熬死。

接班的隆庆却是个完全相反的人，什么事情都没主意，也不管，大事小事都得自己干。

虽说这样也不错，但张居正知道，自己总有一天是要死的，摊上这么个皇帝，出了事谁来给他擦屁股？

所以他希望培养一个合格的接班人，他希望经他之手，成就一位千古明君。

万历，你就是我的目标，我将用毕生之心血去培养你。我已不再年轻，也终将死去，但我坚信，你的名字将和汉武帝、唐太宗并列，千古传诵，青史流芳。

如此，则九泉之下，亦当含笑。

事情似乎比想象的还要顺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所有人都在张居正铺设的轨道上有条不紊地行进着，朝政很稳定，皇帝很听话，皇帝他妈很配合。

然而，正是因为太正

常，正常到了不正常的地步，就出问题了。

我当年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简直嗜玩如命，每天最大的梦想就是不用上学，到处去玩，于是经常旷课，终于惹怒了老师，让他回家去了。开始这位兄弟还很高兴，可是在家住了两个月，死乞白赖地又回来了。我问，何以不玩？答：玩完，无趣。

万历皇帝的情况大致如此，刚即位时，他才不到十岁，什么事情有张居正管着，啥也不用干，高兴都来不及，可时间一长，就没意思了，拿起一份奏疏，想写点儿批示，一看，张居正都给批好了，一二三四，照着办就行。这还不算，连画钩盖章的权力他都没有，要知道，那是冯保的工作。

毕竟十六七岁了，没有事干，那就找人玩。但很明显，张居正没有陪他扔沙包的兴趣，于是万历只好找身边的太监玩。

太监玩什么他就玩什么。太监斗蛐蛐，他就斗蛐蛐；太监喝酒，他就喝酒；太监喝醉后喜欢睡觉，他喝醉后喜欢闹事（酒风不好）。

于是万历八年（1580），酒风不好的万历兄终于出事了。有一天，他又喝醉了，在宫里闲逛，遇上了一个太监，突然意气风发，对那位仁兄说：你唱个歌给我听吧。

一般说来，在这种场合，遇上这种级别的领导，就算不会唱歌，也得哼哼两句过关。可这位太监不知是真不会唱歌，还是过于害怕，站在原地半天没有出声。

皇帝大都没什么耐心，特别是喝醉的皇帝。看着眼前的这个木桩子，万历十分恼火，当即下令把这位缺乏音乐素养的兄弟打了一顿，打完了还割了他一束头发，那意思是本来要砍你的头，而今只割你的头发，算是法外开恩。

换在其他朝代，这事也就过了，天子一言九鼎，天下最大，不会唱歌就人头落地也不新鲜。但万历不同，他虽是皇帝，上面还是有人管的。

在万历刚刚发酒疯的时候，冯保就得到了消息，他即刻报告了李太后，于是当皇帝大人酒醒之后，便得到了消息——李太后要见他。

等他到地方的时候，才知道事情大了。李太后压根儿不跟他说话，一见面就让他跪，然后开始历数他的罪恶。万历也不辩解，眼泪一直哗哗地流，不断表示一定改过自新，绝不再犯。

好了，到目前为止，事情还不算太坏，人也骂了，错也认了，就这么收场吧。

然而，李太后不肯干休，她拿出了一本书，翻到了其中一篇，交给了万历。

这似乎是个微不足道的举动，但事实上，张居正先生的悲惨结局正是源自于此。

当万历翻开那本书时，顿时如五雷轰顶，因为那本书叫《汉书》，而打开的那一篇，是《霍光传》。

霍光，是汉代人物，有个哥哥叫霍去病，很有名。但在历史上，他比这位名人还有名，干过许多大事，就不多说了，其中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废过皇帝。

废了谁，怎么废的，前因后果那都是汉代问题，这里不多讲。但此时、此地、此景，读霍光先生的传记，万历很明白其中的含义：如果不听话，就废了你！

而更深一层的含义是：虽然你是皇帝，但在你的身边，也有一个可以废掉你的霍光。

万历十分清楚，这位明代的霍光到底是谁。

生死关头，万历兄表现了极强的求生欲望，他当即磕头道歉，希望得到原谅，并表示永不再犯。

毕竟是自己的儿子，看到惩罚已见成效，李太后收回了威胁，但提出了一个条件：皇帝大人既然犯错，必须写出检讨。

所谓皇帝的检讨，有个专用术语，叫“罪己诏”，我记得后来的崇祯也曾写过，但这玩意儿通常都是政治手段，对“净化心灵”毫无作用。

想当年我上初中时，为保证不请家长，经常要写检讨。其实写这东西无所谓，反正是避重就轻，习惯成自然，但问题在于，总有那么几个不厚道的仁兄逼你在全班公开朗诵，自己骂自己，实在不太好受。

而皇帝的“罪己诏”最让人难受的也就在此，不但要写自己的罪过，还要把它制成公文，在天下人面前公开散发，实在太过丢人。

万历兄毕竟还是脸皮薄，磕完头，流完泪，突然又反悔了，像大姑娘上轿一样，扭扭捏捏就是不肯动笔。关键时刻，一位好心人出现了。

“我来写！”

自告奋勇者，张居正。

要说还是张先生的效率高，挥毫泼墨，片刻即成，写完后直接找冯保盖章，丝毫不用皇上动手。

万历坐在一旁，呆呆地看着这一切。喝醉了酒，打了个人，怎么就落到这个地步？差点儿被人赶下岗？

在他十八岁的大脑里，一切都在飞快运转着，作为一个帝国的统治者，为什么会沦落到如此境地？是谁导致了这一切？是谁压制了自己？

他抬起了头，看到了眼前这个正在文案前忙碌的人，没错，这个人就是答案，是他主导了所有的一切。这个人不是张先生，不是张老师，也不是张大臣，他是霍光，是一个可以威胁到自己的人。

在张居正和李太后看来，这是一次良好的教育机会，万历将从中吸取经验，今后会好好待人，在成为明君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然而就在这一团和气之下，在痛哭与求饶声中，一颗仇恨的种子已经埋下，八年的感情就此画上句号。不是因为训斥，不是因为难堪，更不是因为罪己诏，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权力。

我已经十八岁了，我已经是皇帝了，凭什么指手画脚，凭什么威胁我？你何许人也？贵姓？贵庚？

这就是万历八年发生的醉酒打人事件，事情很简单，后果很严重，皇帝大人的朋友和老师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敌人。

但整体看来，局势还不是太悲观，毕竟还有李太后，有她在中间调和，张居正与万历的关系也差不到哪儿去。

可问题在于，这位中年妇女并非缓冲剂，反倒像是加速剂，在日常生活中，她充分证明了自己的小生意人本色——把占便宜进行到底。

自从有了张居正，李太后十分安心，这个男人不但能帮她看家，还能帮她教孩子，既当管家，又当家庭教师，还只拿一份工钱，实在太过划算。

对于小生意人而言，有便宜不占，那就真是王八蛋了。于是慢慢地，她在其他领域也用上了张居正，比如……吓唬孩子。

小时候，我不听话的时候，我爹总是对我说，再闹，人贩子就把你带走了。于是我立刻停止动作，毛骨悚然地坐在原地，警惕地看着周围。虽然我并不很清楚，人贩子到底是啥玩意儿，只知道他们喜欢拐小孩，拐回去之后会拿去清炖，或是红烧。

万历也有淘气的时候，每到这时，顶替人贩子位置的，就是张居正。李太后会以七十岁老太太的口吻、神秘诡异的语气，对闹腾的小孩说道：

“你再闹！让张先生知道了，看你怎么办？”（使张先生闻，奈何？）

这句话对万历很管用，很明显，张先生的威慑力不亚于人贩子。

自古以来，用来吓唬小孩的人（或东西）很多，从最早泛指的老妖怪、魔鬼（西方专用），到后来的具体人物，比如三国时期合肥大战后，战场之上彪悍无比的张辽同志，就曾暂时担任过这一角色（再哭，张文远来了）。再后来，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也客串过一段时间。到我那时候，全国拐卖成风，人贩子又成了主角。

总而言之，时代在变，吓人的内容也在变，但有一点是不变的，但凡当这类主角的，绝不是什么让人喜欢的角色。

所以从小时候起，在万历的心中，张居正这个名字代表的不是敬爱，而是畏惧，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他的那位生意人母亲。

对不断恶化的局势，张居正倒也不是毫无察觉，在醉酒事件之后不久，这位老奸巨猾的仁兄曾提出过辞职，说自己干了这么多年，头发也白了，脑袋也不好用了，希望能够早日回家种红薯。报告早晨打上去后，一顿饭工夫回复就下来了——不行。

万历确实不同意，一方面是不适应，毕竟您都干了这么多年，突然交给我，怎么应付得了；另一方面是试探，毕竟您都干了这么多年，突然交给我，怎么解释得了。

两天后，张居正再次上书，坚决要求走人，并且表示，我不是辞职，只是请假，如果您需要我，给我个信，我再来也成。

张居正并不是虚情假意，夏言、严嵩、高拱的例子都摆在眼前，血淋淋的，还没干，唯一能够生还的人，是他的老师徐阶，而徐阶唯一的秘诀，叫做见好就收。

现在是收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