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第6部_第三章 成熟（1 / 2）

天下，己任

嘉靖三十三年（1554），带着一腔愤懑，三十岁的张愤青回到了家。说句实话，他选择这个时候回家，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此时朝廷正斗得你死我活，杨继盛拼死上书，严嵩大施淫威，徐阶左右逢源，一片腥风血雨，按照张居正的那个性格，想不卷进去都难。

不搞政治，又没有其他娱乐方式，只好游山玩水了。于是在那三年之中，张居正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从西子湖畔到武当之巅，处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然而，这一轮全国三年游不但没有舒缓他的心情，却使他发现了另一个问题。

原来人生可以如同地狱一般。在看过了无数百姓沿街乞讨、卖儿卖女，只求能够多吃一顿、多活一天的惨相后，张居正发出了这样的长叹。

从神童到秀才，再到举人、进士、翰林，纵使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快，但张居正的一生还是比较顺利的。他不缺衣食，有学上，有官当。

而直到他游历各地，目睹之后，才明白了这样几个真理，比如：一个人如果没有土地，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没有食物，没有食物，就会开始变卖家产，从家具、房子到老婆、孩子，到了卖无可卖，就会去扒树皮，树皮扒完了，就去吃观音土，而观音土无法消化，吃到最后，人就会死，死的时候肚子会胀得很大。

同时他还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不喜欢诗词书画，也没有那么多的忧伤哀愁，他们想要的只是一碗掺着沙子的米饭。对那些骨瘦如柴、眼窝深陷的饥民而言，一幅字画是王羲之的还是怀素的，一点儿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张字画的纸够不够厚，方不方便消化。

在看到那些倒毙在街头、无人理会也无人收拾的尸体时，他有时也会想，这些人生前是不是也有过妻子、丈夫、孩子，是不是也曾有过欢笑的生活，幸福的家。

就在张居正为此痛心疾首之时，一个冤家却再次找上了门来。

这个人就是辽王。说起来，这实在是个缺心眼的家伙，听说张居正回来了，竟然主动找来，只为了一个目的——玩。

作为一个藩王，待在荆州这么个小地方，平时又不能走远，只能搞点儿吃喝嫖赌，真是大大的没趣。所以在他看来，张居正可谓是供消遣的最好人选。

这位仁兄还很健忘，他似乎不记得眼前这个玩伴的祖父曾被自己活活害死。而张居正则成为了玩具，被叫到王府，陪这位公子哥每天饮酒作诗，强颜欢笑。

在那些屈辱的日子里，张居正默默忍受着这一切。与此同时，他又发现了这个世界的另一面：原来人生也可以如同天堂一般。

比如这位辽王，含着金钥匙出生，丰衣足食却依然不知足，鱼肉着属地的百姓，想用就用，想拿就拿。他要做人，百姓就得做牲口；他要潇洒地去活，百姓就要痛苦地去死。

每当张居正结束应酬，离开丰盛的酒席，走出金碧辉煌的王府门口时，总能看到饿得奄奄一息的饥民和无家可归只能睡大街的流浪者。

原来天堂和地狱只有一墙之隔。

这就是大明天下的真相。当无数的贫民受到压榨，失去土地四处流浪的时候，高贵的大人们却正思考着明天去何处游玩，该作一首什么样的诗。

这些在官员们看来并不稀奇的场景却深深地打动了张居正，因为他和大多数官员不同，他还有良心。

面对着那些乞求和无助的眼神，面对着路旁冻饿而死的尸骨，张居正再次确立了他的志向，一个最终坚持到底的志向——以天下为己任。

所谓以天下为己任，通俗点儿说就是把别人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来办。地球人都知道，却似乎只有外星人办得到。

几百年前，一位叫亚当·斯密的人在自己的家中写下了一本书，名叫《国富论》。在这本被誉为经济学史上最为伟大的著作中，亚当同志为我们指出了这样一个真理——人天生，并将永远，是自私的动物。

只要回家照照镜子，你就会发现这个法则十分靠谱，试问有谁愿意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去拼搏、奋斗，付出自己的一切努力、心血乃至生命？顺便说一句，没准儿人家还不领你的情。

不是个傻子，也是精神病。相信这就是大多数人的回答。但问题在于，这样的人确实是存在的，他们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只是为了别人的利益。

而这个特殊的群体，我们通常称之为伟人，所以说伟人不是那么容易干的。

孔子应该算是众多伟人中的一位，他的一生都致力于寻求真理、普及教育。当然，他并不是一个所谓“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的言行自然也不是“心灵鸡汤”或“励志经典”，在我看来，他倒像是个“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

他流浪数十年，周游四方，目睹了最为残酷的屠杀与破坏，但他依然选择了传道，把希望与知识传递给更多的人，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行为。而他这样做的真正原因绝不是乐观，而是——悲悯。

了解世界的黑暗与绝望，却从不放弃，并以悲天悯人之心去关怀所有不幸的人。

这才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真正原因，这才是人类最为崇高的道德与情感。

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个伟人。他锦衣玉食，前途远大，不会受冻，更不会挨饿。他可以选择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官僚，熬资历混前途，最终名利双收。

然而和那位骑着摩托车横跨南美洲的格瓦拉医生一样，在见识了世上的不公与丑陋后，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一条无比艰苦、却无比光辉的道路。

在黑暗之中，张居正接过了前人的火把，成为了又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所以我相信，即使这个世界十分阴晦、十分邪恶，即使它让你痛不欲生、生不如死，但依然应该鼓起勇气，勇敢地活下去。

所以我相信，希望是不会死去的。

天赋，无与伦比

嘉靖三十六年（1557），张居正回到了北京，此时的他已经脱胎换骨，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知道该如何去做。

如果单以智商而论，嘉靖年间的第一聪明人应该还轮不上徐阶，因为从实际表现上看，张居正比他还要厉害得多。

在那年头，想在朝廷混碗饭吃实在不易，为了生存，徐阶装了二十多年孙子，还要多方讨好妥协，而张居正的表现却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

这位年轻人虽然刚刚三十出头，且在不久之前还是个标准愤青，但在短短几年之间，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喜怒不形于色、城府深不可测的政坛高手。当时徐阶已与严嵩公开对立，除了个把胆子大的，没人敢与徐阶公开接触，唯恐被严党当做敌人干掉。即使像吴时来、邹应龙这样的死党，每次找徐阶都是趁着夜里，悄悄地进府，通报的不要。

唯一的例外就是张居正。他总是白天来，还喜欢坐官轿，高声通报，似乎唯恐人家不知道他和徐阶的关系。甚至在朝堂上，他也敢公开和徐阶交头接耳。

而更为奇怪的是，对于这一幕幕景象，严嵩及其党羽却不感到丝毫奇怪，也不把他当做对手，因为张居正和他们这边的关系也不错，虽然没有深交，却也经常走动。

即使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张居正的行为也无疑是典型的两面派，但在当时，连精得脑袋冒烟的严嵩都认为，这位张翰林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从不结党，坦坦荡荡。

明明是徐党，明明是耍手段，那么多人都看着，就是看不穿。在长达四十余年的嘉靖朝中，这是最让人莫名其妙的一幕。

而对此怪象，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张居正是个超级牛人。在他的身上，有着一种可怕的政治天赋。即使在最为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也能够进退自如，在交战双方的枪林弹雨中游刃有余。如此绝技，估计连国际红十字会也望尘莫及。

所以在那几年里，虽然外面你死我活，血流成河，张居正却稳如泰山、安然无恙。

可要是由此认为他安分守己，那你就错了。在徐党中，他大概是最为激进的一个，经常在徐阶面前喊打喊杀，大有与严嵩不共戴天的气势。

然而，徐阶只是微笑，他安排吴时来、董传策、张翀试探严嵩，命令邹应龙弹劾严世蕃，但张居正这颗棋子，他却从未动过。因为他很清楚，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而现在，还不是让他上场的时候。

事实上，张居正不但没有出场的机会，连官都升得慢，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一转眼都十多年了，还是个正七品编修，连杨继盛都不如。

对此张居正也想不通，怎么说自己跟的也是朝廷的第二号人物，进步得如此之慢，实在有点儿说不过去。

但当两年之后，他听到那道任职命令之时，所有的抱怨顿时烟消云散，他终于知道了徐阶的良苦用心。

嘉靖三十九年（1560），翰林院编修张居正因工作勤奋努力，考核优异，升任右春坊右中允，兼管国子监司业。

右春坊右中允和国子监司业都是六品官，看上去无足轻重，也不起眼，但事实绝非如此：

右春坊右中允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太子的来往公文，以及为太子提供文书帮助；而国子监司业大致相当于中央大学的副校长，仅次于校长（祭酒）。

现在明白了吧，成了右中允，就能整理太子的文件，就能和太子拉上关系，这叫找背景。当上中央大学的副校长，所有的国子监学员都成了你的门生，这叫拉帮派。要知道，蒋介石就最喜欢别人叫他校长，那不是没有道理的。

况且这两个职务品级不高，也不惹人注意，没有成为靶子的危险，还能锻炼才干，对于暂时不宜暴露的指定接班人来说，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算盘精到这个份儿上，真是不服不行啊。

但天衣无缝总是不可能的，顺便说一句，当时的国子监校长恰好就是高拱，而这一巧合将在不久之后，给徐阶带来极大的麻烦。

徐阶对张居正实在是太好了，好得没了谱。嘉靖三十九年，徐阶与严嵩的斗争参考消息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双方各出奇招，只要是个人，还能用，基本都拉出去了。但无论局势多么紧张，作为徐阶最得意的门生，张居正却始终没有上阵，只是安心整理公文，教他的学生。

董传策

董传策也是一个充满传奇的人物。他是嘉靖二十九年的进士，资历虽不能算老，但也大小是个刑部主事。嘉靖三十七年，因为跟严嵩叫板而吃了牢饭，差点死在锦衣卫的酷刑之下。巧的是那年华州地震，还震了好几次，朝廷给一批不那么紧要的人减了罪，于是董传策得以谪戍南宁。穆宗即位后，董传策被重新启用，一直到万历元年被劾免官为止。奇异的是，万历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夜，经历了大风大浪的董传策居然在退出朝堂纷争后，被自己的家奴杀死。而原因，至今尚不明了。

照这个势头看，即使要去炸碉堡，徐大人也会自己扛炸药包。

这一切，张居正都牢牢地记在心里，他知道徐阶对自己的期望。

严嵩终究还是倒了，倒在比他更聪明的徐阶脚下，于是张居正的前途更加光明了。嘉靖四十三年（1564），他被提升为右春坊右谕德。

右谕德是从五品，也就是说张居正在四年之间，只提了半级。然而当他听到这个任命的时候，高兴得差点儿跳起来，因为这个右谕德的唯一工作，就是担任裕王的讲官。

裕王跟徐阶从来就不是一条线，能把张居正安插进去，那实在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就这样，张居正进入了裕王府，成为了裕王的四大讲官之一。说来有趣，其他三位都是他的老熟人，他们分别是：当年的老同事高拱，当年的老同学殷士儋，还有当年的老师陈以勤（高考时是他批的卷）。

这四位讲官就此开始了朝夕相处的教学生活，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将成为帝国政坛的风云人物。

徐阶本打算让张居正再多磨砺几年，到时再入阁接班，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自己的错误判断，高拱已然占据了优势，必须提前开始行动了。

但当徐阶准备收获自己栽培了十几年的庄稼时，意外发生了。

他惊奇地发现，在张居正这块自留地上，竟然长出了杂草。

杂草的名字叫做高拱。

高拱这个人人如其名，性格高傲且极其难拱，与他同朝为官的人很少能成为他的朋友，因为他不但自负才高，且常常藐视同事和上级，动不动就是一句：你们这帮蠢……

或许你会奇怪，这人自己不蠢吗，群众基础如此之差，怎么还能升官？我告诉你，高先生可不蠢，你要知道，他虽然瞧不起上级同事，却很尊重老板（皇帝）。经常写青词送给嘉靖，且文辞优美，当时的大臣们公认，他写这种马屁文章的水平可排第二（第一名是状元李春芳），徐阶都要靠边站。

裕王府四大讲官

更何况，他手里还捏着一个裕王，有如此雄厚的资源，鄙视也罢，骂也罢，你能怎样？

所以他的朋友很少，郭朴算一个，张居正也算一个。

郭朴是他的同乡兼战友，就不多说了，而张居正之所以能成为他的朋友，完全是靠实力。

高拱曾经对人说过，满朝文武，除叔大（张居正字叔大）外，尽为无能之辈。

刚到国子监的时候，高拱对自己的这位副手十分不以为然，把张居正当下人使唤，呼来喝去。人家到底是个副校长，这要换了个人，估计早就闹起来了。

然而，张居正一声不吭，只是埋头做事，短短几个月，就把原先无人问津的国子监搞得有声有色。高拱就此对他刮目相看。

几年之后，当两人以裕王讲官身份重逢的时候，高拱已经彻底了解了这个人的学识和器量，于是他第一次放下了架子，每次见到张居正，居然会主动行礼，而且经常找他聊天，交流思想。

久而久之，两人成了要好的朋友，还经常一起相约出去游玩。正是在一次郊游之中，高拱向张居正袒露了自己内心的秘密。

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清晨，屹立在晨风之中的高拱面对着眼前的江山秀色，感慨万千，对站在身边的张居正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以君之才，必成大器，我愿与君共勉，将来入阁为相，匡扶社稷，建立千秋不朽之功业！”

张居正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这个意气风发的人，然后他走上前去，面对这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坚定地点了点头。

是的，这也正是我的目标。

在那一刻，五十二岁的高拱与三十九岁的张居正结成了联盟，一个雄心万丈，于危难中力挽狂澜、建功立业的志向就此立下。

天下英雄，尽出于我辈！

老谋深算的徐阶很快就发觉了两人之间的关系。他知道，要指望张居正一边倒，帮他打击高拱，已经不可能了。但高拱在内阁中气焰日渐嚣张，一

时之间他也想不出更好的方法。

就在他苦苦思索对策的时候，一个意外事件发生了，遗憾的是，对徐阶而言，这实在不是一件好事。

事情是这样的，在当时的朝廷里，有一个叫胡应嘉的言官，话说这位仁兄有一天闲来无事，便干起了本职工作——弹劾，这次他选中的目标是工部部长李登云。

他的本意其实只是骂骂人而已，可问题是他的弹章写得实在太好，没过几天，消息传来，李登云被勒令退休了。

这下子胡应嘉懵了，虽说一篇文章搞倒了一个副部长，也算颇有成就，但问题在于，这位李登云有个亲家，名叫高拱。

完了，胡应嘉同志这下麻烦了，得罪了高拱，迟早吃不了兜着走，而且他还由路边社得知，高拱大人对此事极为恼火，准备收拾他。

参考消息

李登云

李登云与弟弟李凌云分别是嘉靖十三年的举人、十四年的进士，与他们的兄长李乘云并称“河东三凤”（那时候说“凤”绝没有歧视这三兄弟的意思，所谓人中龙凤者，皇帝在上不能夸人是龙，自然就只能是凤了）。而李登云虽然是高拱的儿女亲家，又高居尚书之位，但这次被胡应嘉的彗尾扫到，不幸沦落，从此节衣缩食，以布衣蔬果为生。

无奈之下，胡应嘉决定铤而走险，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力一搏。他开始打探消息，准备先下手为强。

很快，他就得知了这样三个消息：首先，嘉靖最近得了重病，身体很不好。

其次，高拱搬了家，住到了西安门。

最后，高拱曾把自己西苑值班房的一些私人物品搬回了家，还经常回家住。

这三个情况看上去毫无关系，也无异常，但杀人的血刀却正隐藏其中。胡应嘉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极为毒辣的计策，并随即挥毫泼墨，写下了一封弹章。

我曾整理过明代言官的奏疏，看过不下百封弹章，骂法各异，精彩纷呈，但要论阴险毒辣之最，那还要算是胡应嘉的这封大作，数百年后读来仍让人毛骨悚然，冷风刺骨。

“臣吏科给事中胡应嘉上奏，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高拱身受陛下大恩，却于皇上病重之时脱离职守，擅自回家，并将其值庐（即值班房）内的物品尽数搬回家中，臣实不知其有何用心？！”

毒，实在太毒了，要知道，嘉靖这一辈子最怕的就是大臣另有所图，当年徐阶提议立太子，都差点儿被他给废了，现在正值病重之时，高拱就开始收拾行李了，这不是摆明了要另起炉灶吗？

按照嘉靖的性格，如无意外，他看到这封弹章之日，即是高拱毙命之时。而这条毒计更为阴险的地方在于，胡应嘉已经看透了高拱与除阶的矛盾，他知道，一旦此文上传内阁，挑起战火，高拱必定认为是徐阶所主使，到时全面开战，这个黑锅就可以转嫁给徐阶，没准儿还能得到他的赏识。

顺便提一下，胡应嘉是徐阶的老乡。

这是一个几近完美的一石三鸟之计，胡应嘉布置完毕，便得意扬扬地等待着高拱的死讯，却没有想到他疏忽了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

病人是容易被激怒的，但是病到一定程度，也就不怒了。

此时的嘉靖同志已经病入膏肓了，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就等着去阎王那里报到，哪里还有精力去看胡应嘉的弹章？于是胡言官这份饱含杀人热情的文书就落入了高拱的手中。

当高拱看完这份奏疏之后，顿如五雷轰顶，冷汗直冒。他大为恼火，当即认定这是徐阶的阴谋，公开表示与首辅大人势不两立，并连夜找到郭朴，商量反击的对策。

内阁里被人排挤，张居正被人插足，现在又多了个胡应嘉，徐首辅恨不得去撞南墙。就在他焦头烂额之际，另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传来：

嘉靖死了！

终于还是死了，死并不奇怪，这么晚才死，那才是怪事。

要知道，这位仁兄几十年如一日，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修道工作中去，并以大无畏的精神亲身品尝了据说吃了能长生不老的新型药品——金丹，据分析，其主要成分包括金（au）、银（ag）、汞（hg）以及多种重金属、矿物质。

嘉靖是个好同志，就这么些玩意儿，他一吃就是四十年，且毫无怨言，而他竟然还是坚强地活到了六十岁，奇迹，真是奇迹。

说实话，对于这位仁兄，我并不感冒，但没有办法，他当政四十余年，手下能人辈出，怪事频发，不写也实在说不过去，而回过头来，看看这位天才皇帝的一生，实在令人感慨。

嘉靖是个聪明人，十六岁就能控制朝政，操纵群臣，而他的下属大都能力超强，文臣夏言、徐阶、胡宗宪全都权谋老到，武将戚继光、俞大猷、谭纶个个凶狠强悍，可谓是人才济济。

然而，国家却变成了这样一副样子，正如海瑞所说，百姓穷困潦倒，家家干净；官场腐败横行，贪诈成性；国家入不敷出，年年闹赤字。大明帝国逐渐滑向崩溃的边缘。

出现如此之怪象，只是因为两个字——自私。

嘉靖很自私。他认为做皇帝就是来享福的，没有义务，只有权利，而为了享受，就必须分裂群臣，让他们斗来斗去，自己的地位才能稳固；为了享受，就必须修道，这样才能活得更长。至于国计民生，鬼才去管。

总之一句话，在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统三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朱厚熜——还是死了。

不过如此！

所以对他的死，也只有一个字可形容：

该！

不朽

在嘉靖崩掉的那一夜，第一个接到死讯的人，是徐阶。

当然，你要指望他号啕大哭，痛不欲生，那是不太现实的。但听到这个消息后，徐阶确实沉默了，并非默哀，只是因为几十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一个千载难逢的反败为胜之机已经出现，就在这个死人的身上。

他立刻下达了命令：

“把张居正叫来！”

此时的张居正只是一个翰林院学士，还不是内阁成员，自然也没有值班的义务，所以当他从热被窝里被人叫出来、顶着北京十二月的寒风跑进宫时，还是一头雾水。

徐阶告诉他，皇帝死了。张居正却极为平静，不置可否。

死就死了吧，又不是我爹，有啥好激动的。

但他还是激动了，因为徐阶又说了一句话：

“要写一道遗诏，我来拟，你来写。”

张居正的手发抖了，因为兴奋而发抖。

在明代，皇帝活着的时候可能发布过无数文件，但最重要的一份却是他死后的遗诏，因为这是他一生的总结，而国家的大政方针也将在这封文书中被确定。

而遗诏最关键的秘密在于，它根本就不是皇帝本人的遗嘱，却是由大臣代写的，所以大多数遗诏都被写成了检讨书，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连街头混混都不如的也不在少数。反正您已经死了，还能爬起来算账不成？

遗诏在手，天下在握。

所以能参与这份历史性文件的草拟，张居正极为兴奋。他知道按照规定，自己这个五品翰林院学士根本没有动笔的资格，但现在，他坐在桌前，手握着毛笔，和千千万万天下人的命运。

他抬起头，向站在身边忙着沉思造句的徐阶投去了感激的一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