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清清楚楚的个人在群众里(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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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知名的德国汉学家wolfgangbauer今年去世时,执德国舆论牛耳的法兰克福汇报发了一篇文章。作者说:bauer的杰出成就在于他能够将他所研究的中国人看成个人,而不是一个面貌模糊的群众集体。

这样一个在欧洲人眼中理所当然的评语,我读起来,却像吃饭时咬到石头一样,感觉怪异。

假设北京大学的李教授过世了而中文报纸写着:李教授是个德国研究专家,他的杰出成就在于他能够将他所研究的德国人看成个人,而不是一个面貌模糊的群众集体;我相信许多欧洲人要大吃一惊,不以为然,心里想着:这怎么值得一提?我们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当然都是性格分明的个人,除此之外,还能是什么?

这种反差充分披露欧洲人的双重标准。最荒谬的是欧洲人自觉对“个人主义”这个东西有专利权,使他们有别于伊斯兰教民族,有别于中国人,有别于整个非西方社会,好像“个人主义”含有一套固定标准,放诸四海皆准。中国人是个“面貌模糊的群众集体”这个印象大概在“文革”期间更加强了:中国人不分男女,全穿着一样的蓝布衣,被称为“蓝蚂蚁”唱着一样的歌曲,笑着一样的微笑。欧洲人不会想到,在别人眼中,他们看起来也相当“集体”:德国人都在车窗上摆个毛茸茸的玩具动物,英国女人在某一年冬天全穿上黑色的皮夹克,荷兰人的厨房里全挂着白色的半截的蕾丝窗纱。

在我眼中,每一只“蓝蚂蚁”可都是性格分明的个人。那个因为无书可读而背了整本圣经,边种田边背圣经的学生;那个把小提琴藏在地下但每晚取出揩拭的音乐家;那个没有发表机会但孜孜矻矻皓首穷经的学者——他们都穿着制服似的蓝布裤,但是套在制服里头的是人,人在与他的命运挣扎、妥协、反抗。所有属于“人”的痛苦,我相信,都是独一无二、都是“个人主义”的。

德国邻居告诉我,她听说,共产党在长征时,荒野地带死亡的人数远远超过有乡有镇的地方,可见得中国人是非常“群体性”的;没有群体他会因寂寞而死亡。我把这个看法转述给一位大陆学者。学者芜尔一笑,是的,确实在荒山野地人死得多,可是,那是由于粮食不够。没有民居就要不到粮食。

“饥荒会死人的,寂寞死不了人,即使是中国人。”他笑着说。

我站在上海最拥挤的路口,四川路和南京路交叉的地方。绿灯一亮,群众,不“人潮”的汹涌推动像巨大的海浪。不习惯人潮的我马上觉得晕眩,有一点要被淹没的恐惧。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刻,我不理解什么叫“面貌模糊的群众集体”在我身边推来挤去的“群众集体”对不起,各有各清晰异常的面貌,有的疲倦有的无聊,有的愉快有的漠然,有的美丽有的平庸。

许多人汇入街上流动的人潮,其实并不是为了来求取群众的体温和慰藉,而是为了来寻找个人的孤独和自由。单位里的生活公式如此机械,配给的住房如此狭隘,人与人的关系如此密不通气,最美好的逃避空间反而是公园里、大街上、河堤边,那人来人往的公共空间。群众里的个人互不相识因此互不干扰,提供给人的竟是最自由的内心世界。在人口稠密的中国,看起来代表集体的群众其实反而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表露;没有一个地方比在群众里头更孤独、更宽敞。

在一个懒洋洋的下午,漫步走进文庙。老人聚集在院落里,有的下棋,有的练拳。桥拱上肩并肩坐着一整列老人,无所事事地低头打盹或仰脸晒着太阳。若用镜头摄起来,这又是一个“集体图”:几百个老头,剪着一样的平头,穿着一样的蓝布裤,脸上有一样的黑斑。

可是我想起晏子春秋里的一个老头。齐景公到麦丘游玩,碰见一个八十五岁的老人。

公曰:“寿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长于胡,宜国家。”公曰:“善哉!子其复之。”曰:“使君之嗣,寿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复之。”封人曰:“使君无得罪于民。”公曰:“诚有鄙民得罪于君则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

晏子谏曰:“君过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贱者有罪,贵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谁将治之?敢问:桀纣,君诛乎,民诛乎?”

谁又敢说那文庙“集体图”中的老头儿们不是各自胸有丘壑的个人呢?

我们坐在一个餐馆里头,两个朋友辩论起来。陈说,他觉得国家很有希望,已经允许私人律师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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