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初识—&mda(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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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面对面见到我的大陆读者,是在一个北京派出所里头。湖南来的哥哥让人骗走了钱,我到派出所去为他说明,发现警察正看着野火集。一个面貌清秀的年轻警察问我:“自由太多了,社会不乱吗?”

第二次,是在从湘西驶往长沙的软卧车厢里。文质彬彬的年轻乘客告诉我他们当年在大学里传阅野火集的情形。

我真是好奇极了,对我的大陆读者。他们是谁?

台湾读者,我当然熟悉得很。一次新书发布会就可以告诉我:他们大约是十七岁到七十岁之间的人,高中大学程度以上,在学大学生居多数,但是社会中的老师、工程师、记者、法官,各行各业都有。女性多于男性,然而六十岁以上、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不少,老太太却几乎没有。

我也可以大略解释这个读者群结构。读者教育水准偏高,是因为书的知识性格。女性稍微多于男性,尤其是二十五至三十五岁之间已经就业的女读者,稍超过相对的男读者,大约是因为,在台湾的社会形态中,男性一旦离开学校就进入所谓事业的战场,不再有看书的时间;女性的“战场”意识较淡,即使就业,却仍注重个人内在的发展。台湾的出版人也知道,买书的多是女性。

为什么老先生读者不少,老太太却不见呢?我只能猜;老先生读者常来信和我谈国家大事,老太太或许因为是上一代的女性,读书的习惯和兴趣与我所关心的题目没有交集。

但是我认识我的台湾读者。他们在中学里背诵过青年守则:助人为快乐之本,忠勇为爱国之本。他们在大学里朗诵过诗经:“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春日迟迟,采蘩祁祁”他们早上在巷口买套烧饼油条当早点,晚上也许和朋友吃日本料理。他们对台北这个城市既厌恶又深爱不舍,他们对政治既乐观又批评不已。他们在知识和观念上走在世界的前端:女性主义、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和后解构主义;在生活的实践中,他们却清楚地看见自己的脚步印在传统的土壤上,一步一徘徊。

他们在茶馆里品茶;在酒吧里喝酒;在书店里浏览;在小心翼翼地过马路,牵着孩子的手;在计程车里听司机破口大骂政治人物;在机场,提着简便的行李。是的,我认识他们,就像一起长大的街坊邻居一样。

但是我的大陆读者是谁呢?

上海文艺出版社给了我一个机会。5月1日的签名会上,我终于见到了我想见的人。

队伍太长,对每一个读者我只能深深地看他一眼,把面貌和感觉摄进印象里,然后问他的职业。读者显然也知道我们见面之不易,有人从南京、无锡乘火车赶来,有人带了礼物:一首诗、一副对联,邮票、卡片、装饰品。一个年轻人说:“读了你的我不站着等——”

他停顿一下,继续说:“觉得很惭愧,但是想告诉你,大陆人不都这样的。”

我说:“我知道。”

他弯身去摸索一个塑胶袋子,取出一束鲜花,递给我:“早上挤公共汽车,就怕把花给挤坏了”

我接过花,轻嗅花的香气。电视台的摄象记者正拍着别处,急急赶了过来,对年轻人说:“请你把花拿过来,再献一次好吗?”

年轻人断然拒绝:“这是我真的感情,不表演的,没有第二次。”

我仍旧捧着鲜花,看着他走开的背影。

两个半小时之后,我终于也认识了一个轮廓:我的大陆读者,是十七岁到七十岁之间的人,高中大学程度以上,大中学生居半数,但社会中的老师、工程师、干部、图书馆员,各行各业都有。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不少,老太太却几乎不见。

和台湾不同的是,读者中有好些个所谓“蓝领阶级”:工厂工人、厨师、司机。最奇特的是,男性多于女性。

为什么?我求教于上海朋友,为什么在这里男读者远超过女读者?上海朋友半诙谐半正经地说:“大概因为台湾还是一个文化比较传统的社会,男人是主导的、强悍的,而大陆的男人已经没有那种优势,比较柔弱。你的文字,对不起,是比较阳刚的,所以比较吸引男性读者吧?”

我很怀疑他的分析,但是,谁能给我更好的答案?

在华灯初上的外滩,我看见情侣在江岸上相依而坐,脸上有恬然遗世的神情。拥挤的公共汽车在南京路上停停走走,我看见被生活折旧了的脸孔贴在玻璃窗上,疲倦而木然。和平饭店前有西装革履的男人,福佑路市场里有捧着大碗吃饭的女人。城隍庙前有人依着画廊雕柱对镜头做出粲然笑脸。

我还是不认识我的读者。他们经过了什么又看见了什么?他们害怕着什么又追求着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幻灭又有什么样的梦想?不曾和他们一起成长,我无从想象他们生活里的点点滴滴,可是在那长长的队伍前端,我们曾经深深地对望;回想那对望的一刻,或许我们竟是熟识的。写作者在孤独中写作,读书人在孤独中阅读,那孤独其实是种种情怀的交会。文字之所以有力量将不同世界的人牵引在一起,是因为不管他们经过了什么看见了什么,在心的最深处,他们有一样的害怕与追求、相似的幻灭与梦想,午夜低回时有一样的叹息。

我们毕竟在同一条历史的长廊里,或前或后;鲜花释出清香,像丝带潦绕。

(原载1996年6月19日文汇报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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