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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6月

“奥利弗,你有病呢。”

“你说我什么?”

“我说你病得还不轻呢。”

这个诊断倒吓了我一跳,一本正经告诉我的这位大医学家,敢情是这么一大把年纪才当起医生来的。说实在的,一直到昨天我还只当他就是一个专做糕点的大师傅呢。他名叫菲利普-卡维累里。他的女儿詹尼,原本是我的妻子。后来詹尼去世,撇下了我们两个,还留下了一段叮嘱,要我们相互扶持相互照看。因此我们就每个月过访一次:要就是我上克兰斯顿去看他,两个人一起玩玩保龄球,痛痛快快喝两杯,吃吃异国风味的匹萨饼;要就是他来纽约跟我相叙一番,各种各样的消遣我们也一样玩得尽兴。可是今天他一下火车,却没有照例说几句亲见的粗话作为见面的招呼,而是大着嗓门对我嚷嚷:

“奥利弗,你有病呢。”

“真的,菲利普?你医道高明,那倒要请问,我到底是哪儿出了毛病?”

“你没有个老婆哪。”

他也没有再细说,就一转身,提着他的人造革旅行包,往出口处走去。

在一派晨光的照耀下,纽约这个玻璃加钢的世界看去倒也似乎不是那么讨厌了。因此我们俩一拍即合,决定步行,到我那个“光棍窝”(我就爱把我现在的家戏称为“光棍窝”)要过足足二十条马路呢。顺着公园大道走到四十七号街,菲尔转过脸来问我:“你晚上都怎么过的?”

“哎呀,忙着哪,”我答道。

“哦,忙得很?那可好。都跟谁作伴呢?”

“夜半突击队。”

“夜半突击队是干什么的——是街头党,还是摇滚帮?”

“都不是。是我们几个律师自愿利用业余时间到哈莱姆1去尽点义务。”

1纽约的黑人聚居区。

“一星期去几个晚上?”

“三个,”我说。

又不作声了,两个人慢慢走啊走的,离闹市区渐渐远了。

顺着公园大道走到五十三号街,菲尔又一次打破了沉默。“那不是还有四个晚上闲着吗?”

“事务所里还有好些事情得带到家里加加班。”

“喔,那倒也是。该加班还是得加班。”我承办的案子涉及的都是时下许多热点问题(例如征兵问题),我案子办得这样认真,菲尔听了却好像连心都没有动一动。因此我只好再稍微点一点,让他知道知道我这些案子有多重要了。

“我还经常要到华盛顿去。下个月就要去出庭辩护,有件案子事关宪法修正案第一条1。案子里的这位中学教师”

1美国宪法的前十条修正案通称“人权法案”修正案第一条涉及的是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啊,为教师辩护,那是好事,”菲利普说。然后又像顺着话头漫不经心似的添上了一句:“华盛顿的姑娘好不好?”

“这倒不了解。”我耸耸肩膀,只管走我的路。

顺着公园大道走到六十一号街,菲尔-卡维累里却站住了,盯着我的眼睛直瞅。

“你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打算把你的车重新开得欢蹦活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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